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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報導】
人口的組成、分布與遷徙特性與國家發展、社會福祉密不可分，由於生育仍是影響人口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因此，「少子化」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更是社會、經濟、甚至擴及政治層面的複雜問題。戰後臺灣社會快速完成生育轉型，曾經有效抒解人口壓力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但是當多數民眾考量內外在條件而傾向晚婚、晚育、少子的行為，整體社會就必須承擔人口急速老化的衝擊。
科技部補助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陳玉華副教授與政治大學社會系陳信木教授共同執行的三年期專題研究計畫「近期回升的生育率能否持續？制度變遷與婚育行為的連結」，陳玉華副教授於5/11日提出「少子化的臺灣社會：對於未來人口與家庭的想像」報告指出，這項研究除為了瞭解臺灣戰後出生世代對於婚姻和生育的偏好和行為，以及制度脈絡與個體行為的關連性外，更在致力於回答兩個急迫的社會問題：(1)因教育、就業時間延長，導致延遲結婚、生育事件的時期效應(tempo effect)是否正在減弱或即將消失？(2)考量臺灣社會現況，曾經在民國一百年、龍年止跌回升的生育率能否持續？
陳玉華副教授表示，觀測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研究發現不僅政治與經濟風暴會影響婚育時間的選擇，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決策。這些對於婚育時機看似非理性的偏好與預期，事實上隱含相當程度的理性抉擇與計算。時期總生育率（TFR）易受特定事件、年份的影響而起伏，不易據此推論特定出生世代的完成生育結果。
陳玉華副教授指出，本研究利用人口統計資料，針對1950至1995年出生的女性估計世代累積生育率，結果如圖所示，除了顯示臺灣婦女的生育總量確實隨著世代演替而穩定遞減，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則在於不同世代在生育步調的差異。1980年之後的年輕世代雖然晚生育，卻似乎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現象；至於1970-1980年出生的女性，其生育步調不但起步晚、完成生育數量也拖延較長的時間。根據上述資料推估戰後女性出生世代的最終完成生育率，加上相關制度調整、政策陸續上路，或許最低的生育結果可能出現在1970-1980年出生的女性世代。
陳玉華副教授指出，是否結婚、結婚時間早晚與生育結果息息相關。近年來，很多議論將晚婚、婚姻盛行率下降的現象歸因於高教擴張。然而，取得高等教育學位對於兩性結婚機會的影響顯然大不相同，女性晚婚或不婚的比例與大學或以上教育程度有直接關連，但是具有相同學歷的同齡男性卻僅顯示晚婚的效應，自中壯年起即陸續結婚。
陳玉華副教授表示，此外，育兒與教育成本高漲也被視為抑制生育的主因，近期跨國研究「國民移轉帳方法（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ing, NTA）」即證實臺灣父母對於子女的教養投資佔終生所得的比例高居世界之冠，再加上壽命延長後的養老需求，長期而言可能惡化家庭的財務平衡。因應前述困境，不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開始提供各類友善家庭政策，然因投入的時點、數量、規模有所差異，對於婚育事件的影響在不同縣市與行政區域間呈現差異效果，加上城市、產業發展導致的人口結構異質化，目前以北部地區微幅增加的生育率較為顯著。
陳玉華副教授表示，臺灣社會對於近期的超低生育率仍束手無策，若參照歐陸、北美等國實施之生育或家庭政策，甚至更廣泛的移民政策，不但顯示臺灣現有政策推動的起始點過晚、資源不足，而且明顯存在區域差異，導致相關政策的整體成效有限，長此以往可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而難以掙脫。從理論和實證經驗來說，生育率下降是導致人口老化的主因。老化速度快、高齡人口變多，家庭形式、功能與代間支持關係都將隨之轉變。
陳玉華副教授表示，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臺灣社會目前的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由於不同出生世代已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多樣的支持與互動關係，產官學各界宜提早規劃相關政策以顧及個人與家庭的福祉，藉以滿足個人與家庭對於社會安全保障的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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